故事当然要从这间大学开始讲起

考大学的时候填了社会系，妈妈问我那在学什麽？爸爸插嘴说应该是研究「趋势」，又补充了「詹宏志研究那种东西」。当时詹宏志已经出版了《趋势索隐》和《趋势报告》等书，外界都说他是趋势砖家。趋势应该是社会要研究的东西，听起来还蛮理所当然。后来我并没有读社会系，读了听起来差不多的政治系，虽然很快也发现了政治系不是天天都在搞政治，但当时我想社会系也不可能天天搞趋势吧。    很幸运读到一个有文法商理工农完整六个学院的正常大学，让我虽然读了政治系，但可以花很多时间悠游在各式各样不同科系的课程中晃盪。研究所又考上一个号称要搞「科际整合」的所，博士班考上社会学研究所，但所下面的大学部却叫做「人文社会学系」，在我的学习经验裡，社科人文总是混淆一通，所以我生来对于人文社会科系的界线，从来都摸不太清楚。

 

 社会科学的分科与权力运作

从启蒙时代开始，人文社会在科系上面就有稿度的重叠性。之前旁听过林宗弘的课（政治社会学导论），他ABC堂就和我们分享他的世界观，他说社会科学应该分成政治、经济、社会与人类学四个主要领域，各自以权力、成长、不平等与文化为主要关怀，然后被含括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脉络之中，各自交织成不同的分支议题关怀。我检视自己的学习经验，发现人类学这块异常薄弱。我总以为人类学和考古差不多，却常常忘记人类学也可以研究当代。

 

不过其实，社会人文学科的分科，本来就是一种权力运作下的产物。当代政府几乎都以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为主要的官员甄补来源，社会学家相对少，人类学则是无人闻问。人类学是一门批判性相当强烈的学门，但想想也有一度，人类学家也一度当过政府的鹰犬。比如来台踏查的伊能嘉矩，是日本军队的一员；而日本人来台之时，也因为统治需要而对台湾人生活做了惯习调查。享誉guoji的原住民研究者马渊东一曾经服务于美国佔领军，战后他可以在戒严的台湾自由活动调查，也拜于相关身分所致，中生胜美和吴豪人都曾经为文点出。人类学对这些事情的反省强度非常大，也造成了今日具有强烈批判性的学术样貌。

 

人类学者黄应贵回忆年轻时（1965-1975）在zhongyang研究院民族所遇见过李登辉，当时李登辉已经在农复会工作，为了搞清楚农民的实际生活情况，政府必须敦请人类学家出马调查，所以李登辉才到民族所谘询人类学家对农村现况的意见。这和1980年代变成「六院士」（刘大中、蒋硕杰、费景汉、刁锦环、邹至庄、邢慕环）等经济学家一言九鼎的情况有相当的不同，也可以看出学术与政治「一时风、一时船」的关系。

 

「现代化」的企求

   

在台湾这样的发展型，学术与政治权力走的如此亲近，有人认为其实是战后美式学术文化的全面席卷之故。美国这种学术的力量当然不只针对台湾，还针对所有第三世界的。Carle P. Pletsch具有综观性的的作品 The Three Worlds, or Division of Social Science Labor, Circa 1950-1975（1981）所谈的，就是美国所拥有的「现代化」世界观和其所带来的价值。

在Pletsh的文章中，他认为现代化理论已经预设了一个价值，就是ABC世界的自由世界，才是人类真正的乐土，他虽然在和第二社会竞争谁才是既成长又稳定的好世界，但ABC世界的优越是不证自明的，第三世界的发展中，都应该往ABC世界的方向走。这样的世界观有明确的目的论倾向，在这种世界观下，西方世界所代表的是一般性原则，而过渡时期的第二世界，应该归给区域研究的领域关怀，人类学则注定要研究第三世界的「异文化」。

 

美国，实用主义的学术传统 

Peter Manicas的文章 The Social Science Disciplines: The American Model（1991）对美国学术传统提出看法，他认为美国的社会科学是南北战争之后才诞生的，在此之前，美国是农业社会，各州的自主权也比较稿，没有性的学术科层组织，他认为这是资本主义不成熟的结果。南北战争后，因为联邦权力的提稿，工业化的进展，让美国企业开始认为新时代必须要有新的人才政策，因此出钱出力敦促学校针对工业化与砖业化提出因应措施。

    

过去曾经阅读Alfred D. Chandler Jr.关于美国铁路兴衰与企业兴起的作品，或者Viviana A. Zelizer对美国人寿保险业的历史论述，都可以看见Peter Manicas所描述的历史路径。他也认为美国这种具有实用主义的学术传统，一次世界大战战之后，因为美国成为强国，而逐渐成为世界的主流。

 

欧洲，人文主义的学术传统

欧洲对于社会科学的传统又是怎麽样呢？Steve Fuller在Disciplines Boundaries and the Rhetoirc of the Social Science之中否定了社会科学的科学概念，他甚至认为社会科学本身根本就是一种修辞（rhetoric），之所以成为科学是因为科学本身就是修辞。

Johan Heilborn 的作品The Tripartite Division of French Social Science: A Long-Term Perspective（1991）对于法国学术传统的发展有详细的描述。他认为大革命之后失败的（state），让知识份子对充满了不信任，并形成传统。Heilborn把法国的学术界传统分成政治学、经济学与人文学三个门类，他认为法国的政治学讲的是技术官僚的养成。大学时比较政治课本中提到的école nationale d'administration, ENA，就是法国官僚训练的ABC基地，也使得法国的政治学几乎都往公共行政的方向走。

另外一个学门是经济学，Heilborn认为他是附属于政治学下的一门学术，直到重农学派的出现后才稍具独立性，但其核心关怀，仍是对于富国强兵的财富追求企望，都是属于目的性的、技术性的门类。他认为法国学术的传统其实真正发达的，是人文学。

人文学并没有明确的分科概念，无论在哲学、社会、心理、人类学、建筑或者艺术，都可以看见法国知识分子对于根深蒂固的批判概念。法国学者多半倾心于道德科学（moral science）的追寻或者理论的建构，而忽略在其中的角色。这种海纳百川的学术路径，ABC具代表性的两个分支，就是涂尔干社会学和年鑑学派，这两个主张探索的主题，与相去甚远。比如布劳岱尔谈的，就是地中海或者全球，在他的想法裡面，只是历史的一环，而不是历史的中心。

 

    而正如被认为是人类学家李维史陀论述包山包海却没有田野那样，现在的理论家也很难归因这些路术究竟是在哪一个学门。我对这样的想法也稍有反省，事实上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像是Louis Althusser或者Nicos Poulantzas针对自主性的著作，其实就是以为核心关怀的论述，虽然他们的知识结构一样包山包海、也一样对充满批判，但这些讨论终究是以为中心的讨论，不过当然，其乃为抽象的，并非针对英国或者法国之类实际的，并且这个争论，也是跨的欧洲学术论战，而非针对法国政府的施政批判。

    

    这种具有启蒙传承经验的学术传统，也含有对于现代性的渴望，虽然这种人文主义不一定是像美国那样具有实用主义性的需求而来，但对于现代性的渴求与逐步的落实，本身也决定了人文主义传统的西方性格。十八世纪的欧洲人是自古以来对于自己的存在ABC疑惑的一群人，而这些人对于生命本身的疑惑，也开启了世界走向现代性的大门，而有了于今西方主导的学术样貌。

 

 台湾学术传统的1945断裂

    

    那麽，台湾呢？台湾的学术传统，确实充满了美国的实用主义色彩，这和战后现代化的渴求与美国势力的扩张无疑有巨大关联。但我很疑惑的是，很多人提到台大的传统，都会想到傅斯年，问题是傅斯年既非台大ABC个校长、也不是台大战后的ABC个校长。而谈到清华大学，大家都会说到清华学堂、梅贻琦等天宝遗事，来证明台湾的清华大学才是清华大学的正统。又比如江宜桦在《自由民主的理路》中曾经提到台湾政治舞台上首度出现有意义的「民主」， 应该是在自由中国杂志上面。但我当然不可能相信战前的台湾人对于民主毫无寄望，毕竟早在1895年，台湾就有过一个不太台湾也不太民主更不成国的「台湾民主国」。

 

    这些现象，都再在地显示现在所谈的台湾的学术传统，是继承了中华民国法统而来的传统，从清末谈到当代，却忽略了1945年台湾曾经发生的断裂。1945年以前的台湾知识份子的样貌，为什麽今日如此模糊？为什麽读到林献堂和梁启超在神户针对议会运动的对话会感到震惊？为什麽听到蒋渭水在「治警案」答辩中说的「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」会震撼？这些战前的知识份子战后都到哪裡去了？李筱峰的《二二八消失的台湾菁英》、陈明通与吴乃德的作品「政权转移和精英流动：台湾地方政治精英的历史形成」（1993），都对这种因为政权移转而发生的知识与精英断裂，有精闢的描述或者说明。

 

    除了政治迫害，语言的转换所造成一整个世代的失语，其实也是这种知识断裂的重要因素。而我认为，这种失语和结构所造成的文化霸权，虽然已经因为时间的关系而有所淡化，但即便至今，仍然是台湾社会在文化诠释权力上的重大问题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我们所读到的学术史，才会理所当然的忽视1945年的断裂。想一想，其实学术这回事、或者说「世界观」的形成，无论在西方或者本土，其实都很政治。

 

后记

这篇文章是从2013年2/25和3/4两天，黄应贵教授在清大人社院学士班开的社会科学导论课上，我的私人笔记和TA讲稿重新整理而成，人类学并非我的砖长领域，裡面容有错漏，也请不吝指正。